耕田會舊址——三合山潮村

　　在八年抗戰的悠長歲月中，臺山僑鄉人民和全國人民一樣，遭受日軍的蹂躪，過著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的悲慘生活，加上僑匯中斷，瘟疫流行，連年旱災，更加苦不堪言。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不但置人民生死于不顧，還與地方封建勢力、地主和奸商串通勾結起來，趁機搶購糧食，囤積居奇，牟取暴利，還有些奸商趁火打劫，利用其商號吞沒僑匯；地主乘機起租奪佃，政府橫征暴斂，魚肉鄉民，致使富庶的僑鄉變成了百業凋零、民不聊生、窮困饑饉之鄉。許多人因無米下鍋，只好上山挖樹根摘野菜來充饑，出現了餓殍遍野，無人收殮的悲慘景象。僅大災荒的1943年，臺山餓死的、逃荒的就有二十多萬人。這是臺山歷史上一場空前的大災難。

　　為了克服由于天災人禍而造成大饑荒的困難，中共臺山縣委提出“要堅持革命，保存力量，積極組織生產自救，以求生存的號召，動員家庭經濟比較富裕的共產黨員和僑眷，發揚互助互濟精神，給貧苦群眾借錢借糧度荒，積極創造條件，幫助群眾搞好農副業生產。縣委書記鄭錦波在《大同日報》副刊發表《米？》的文章，揭露奸商囤積居奇的罪行，提出要為人民的生存而斗爭。在縣委的號召下，縣委每個成員帶頭實行職業化、群眾化、社會化，生活上勤勞儉樸，節衣縮食，與群眾同甘苦共患難。由于縣委和各級黨組織的共同努力，爭取了社會各階層進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使很多原來沒有職業的黨員干部基本上得到了就業，當上了老板、店員、職員或教員，縣委派伍正和趙育欣分別到西江地區和廣西籌集活動經費。農村的黨員則在當地黨組織的領導下，帶領群眾開展生產自救。廣海區委書記兼聯安黨支部書記余經緯發動山潮貧苦農民建立了“耕田會”，集體開荒種植，并租種三十多畝地，種上水稻、蕃薯、甘蔗、花生等作物，開辦糖廠和榨油廠，把收獲的稻谷和經濟作物，一部分用來解決農民當前的生活，一部分用來購買槍械，武裝禾耕隊。田稠小學校長、共產黨員阮克魯、巢健夫婦，租了浮石公償一畝多田耕種，收獲的糧食，除交租外，可以輔助一家四口和到這里開會的同志的生活。他們夫婦還利用節假日制作一些兒童玩具拿到市場出賣，解決生活上一些困難。1942年冬，阮克魯在學校門前種了一畝冬薯示范田，帶動群眾改革施肥辦法，使群眾的冬薯獲得豐收，度過春荒。

　　縣委把山潮和田稠的生產度荒經驗及時推廣，帶動一些地方的農民掀起了群眾性的生產自救熱潮。附城南坑、鹿坑、沖蔞官竇和都斛莘村、橫崗山的黨組織，幫助農民建立了各種形式的合作社、互助組、互耕隊、粉筆廠，發展經濟，克服困難。

　　古兜山原是荒無人煙，抗戰初期，為了抗日游擊戰爭的需要，中共臺山東南區黨組織布置官竇共產黨員伍仁之在山上蓋起一所茅舍，建立了一個茂俊田廠，帶領一些黨員和群眾在那里扎寨墾荒種地。1941年，這個田廠曾一度被國民黨李德、李和部隊搗毀。到1942年，臺山黨組織通知伍仁之、伍庭爵等重新組織力量，把田廠復辦起來。這個田廠，后來越辦越好，不僅幫助了部分群眾度過了饑荒難關，在抗戰后期，還成為抗日游擊隊的臨時宿營地和生活補給地。

　　1942年至1943年間，西村鄉黨支部響應縣委生產自救的號召，領導該鄉自衛大隊第四中隊，白手興家，自籌經費，到數十里外的開平白石塘附近辦了一個“四中農場”，開墾了一百多畝旱地，并租種四十畝水田，一百畝旱田，十畝魚塘，是當時臺山由黨組織領導下開辦起來的最大的一個農場。由于干部群眾齊心合力，農場連年獲得豐收。黨支部把收獲的農產品，部分貯備幫助農民度荒，部分出賣得款購買槍支彈藥和清還農場借款。縣委領導成員除了組織和帶領部分地區的群眾進行生產自救外，還以身作則，開荒生產。1943年春，原以故衣客身份出現的臺山特派員黃文康，住在溫泉附近的李坑美村，以故衣滯銷為由，與妻子陸田（共產黨員）租了幾分旱地，點上旱禾，種上薯芋瓜菜，解決了暫時的困難，也帶動了一些群眾生產自救的積極性。

　　在貫徹生產自救的同時，一些地方黨組織為了保護農民利益，還領導農民同強占、霸耕的地主和封建勢力進行斗爭。荻海三圍鄉鄉長、共產黨員余和俊出面替三圍、燕山、南山三鄉的余應星祖敦睦堂打官司，勝訴奪回被燕山鄉大惡霸余魁和霸去的在廣州的敦睦書院以及在長龍洲（地名）的三百多畝稻田，以低租租給農民耕種，便是突出的例子。

　　臺山因連年戰禍、天災而釀成的大饑荒，也引起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和在外地工作的鄉親的深切同情和關注。他們在所在地紛紛成立救濟團體，奔走呼號，發動募捐，賬濟家鄉饑民。僑港臺山青年會的同志也積極開展募捐活動，為臺山救活災民作出了貢獻。

　　臺山人民在遭受歷史上特大災荒的時刻，在臺山黨組織的帶領下，積極開展生產自救運動，加上海內外華僑、鄉親的熱情支援，克服了各種困難，度過了艱苦的歲月。

　　（轉自：“臺山發布”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