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臺山黨組織在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中，除了注意團結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歸僑、僑眷外，還注意爭取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共同推動臺山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開展。1938年11月，在成立“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臺山縣隊部臨時工作委員會”時，就有省保七團政訓員葉繁、國民黨臺山縣黨部委員余冕群和縣府副處長李穆堂等參加，并分別擔任該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到1939年7月，縣隊部進行改選時，公推陳覺生任隊長。他們都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陳覺生，臺山斗山六村人，是教育界一位開明人士。他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積極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各項抗日救亡活動。他不滿臺山國民黨當局限制、打擊，甚至強令解散抗先隊的種種反動措施。1939年7月，他得到中共臺山黨組織的信任和群眾的擁戴，接任抗先臺山縣隊部隊長的職務，領導抗先隊繼續并展抗日救亡活動。1944年6月，日軍再次進犯臺山，國民黨軍隊聞風而逃，人民遭受空前浩劫。當時，擔任臺山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第三區區長的陳覺生，配合中共臺山黨組織，順應人民的要求，派出代表到新會抗日前線，邀請趙彬率隊回臺山，成立第三區抗日聯防大隊，抗日保家鄉，并積極協助臺山黨組織為部隊籌集軍餉。

　　1941年下半年，中共臺山縣委團結爭取進步醫生李仁軒，鼓勵他繼續為抗戰服務。李仁軒與共產黨緊密團結合作，并以五邑民眾救濟院院長的公開身份長期為中共地方黨組織傳送信件、書刊和情報，掩護黨組織各級干部的來往，接待安排交通員的食宿，為部隊轉送武器彈藥、救治傷病員，收容、救濟五邑各地的難民等，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臺山黨組織在團結、發展進步力量的同時，還把統戰工作做到國民黨軍隊中去，同他們建立統戰關系，團結合作，共同抗日。1941年春，原東南區區委書記趙彬在撤往新會江南區期間，以同族兄弟的關系，認識了地方武裝實力派新會護航總隊總隊長趙其休，并同他建立了統戰關系。1943年春夏間，中共中區特委先后安排恩平縣委宣傳部長李德光和黨員李如璧、李桂籍（后經中區特委批準與趙仕濃結婚）、李柏榮等撤往新會。李德光利用與趙其休侄子趙仕濃的同學關系，同李如璧、李柏榮等到趙其休屬下護航第二大隊趙仕濃部工作，李德光還取得趙仕濃的信任當上了書記（文書）。趙彬、李德光等利用這種關系，掩護了一批撤退的黨員干部，掩護和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互相合作，共同抗擊日偽軍。1944年夏，泰山大隊大隊長陳中堅從新會交貝石轉移到泥沖養傷，被地方反動武裝李景象部發現，進行搜捕，逮捕了衛生員黃瑤仲和泥沖地下黨員梁有大、群眾譚順添。趙彬獲悉后，即以趙仕濃的名義致函李景象放人；9月，泰山大隊奉命挺進臺山。趙其休把原來借給泰山大隊的兩挺機槍，十多支長短槍以及比例尺為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繼續給予借用，直到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11月，廣陽守備區司令李江指使新會自衛大隊高勤部襲擊駐交貝石的泰山大隊留守部隊，逮捕了政治處副主任趙榮等十三人，囚禁在新會天亭。后經李桂籍、李柏榮做趙仕濃的工作，請趙仕濃親自出面交涉，使被捕人員得以全部獲釋歸隊。趙其休、趙仕濃同共產黨的友好合作關系一直保持到解放戰爭的勝利。

　　深井青年抗日自衛隊，是1944年初陳中雁在當地鄉紳父老的支持下，發動深井禾鐮坑、馬頭、小坑、東頭等地青年成立起來的一支地方農民抗日武裝。當時，廣陽守備區黃漢源企圖拉攏陳中雁，把該隊編入其屬下的深井大隊第三中隊，借以擴張他的勢力。陳中雁因父親曾被國民黨無理拘捕，與國民黨結下了不解之仇，堅決不肯受編，后來黃漢源曾多次要他出兵進剿在大隆洞活動的臺山人民抗日游擊隊，陳中雁不但斷然拒絕，還派小隊長陳優到開平茅坪向游擊隊轉達他想與共產黨合作的意愿。不久，游擊隊即派司徒克夫與陳中雁聯系，向他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動員他與游擊隊攜手合作，共同抗日。不久，四團又派李法繼續做陳中雁的思想工作。陳中雁表示愿意配合游擊隊活動，接受戰斗任務，在兩次率隊配合四團開倉濟貧后，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燒屋、逮捕人的恐嚇，毅然率領部屬二十多人加入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第四團，壯大了人民的抗日武裝力量。

　　（轉自：“臺山發布”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