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1913.12.28～2003.11.3）

　　簡介

　　李凌（1913.12.28～2003.11.3）曾用名李綠永。廣東臺山人。1937年組織臺山抗日宣傳演出隊。1938年赴延安入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學習，同年任音樂系高級研究班研究員。1939年赴重慶組建新音樂社，任《新音樂》月刊主編。1941年在緬甸與光未然組織抗日演劇隊。1943年在重慶任中華交響樂團編輯，主編《音樂導報》，并任育才學校音樂組主任。1946年在上海創辦中華星期音樂學校。1947年至香港與趙沨等人創辦中華音樂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任中央音樂學院副教務主任，1952年任中央歌舞團副團長。1956年參與籌建中央樂團并任團長。1982年任中國音樂學院院長，兼《中國音樂》主編。曾被選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第一屆常務理事、第二屆理事、第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副主席，1979年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著有《新音樂論集》、《廣東音樂》、《音樂漫談》（4集）、《樂話》、《藝術隨談》等。2003年11月3日去世，為90年人生路畫上了句號。　2013年12月，在紀念李凌誕辰100周年時，彭麗媛發表了《懷念李凌老師》一文，彭麗媛在文中說李凌“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是一位“德藝雙馨的教育工作者”，稱李凌是“我的伯樂”。

　　一、從家鄉到延安

　　李凌，1913年12月28日出生于廣東省臺山市四九鎮永慶村華僑世家。臺山是“華僑之鄉”，又是“音樂之鄉”。他自小聰穎過人，受鄉中“八音班”影響，少年時代便能演奏多種樂器。他鐘情民族音樂，在縣立中學畢業后任小學教師期間，深入四鄉拜訪民間藝人，廣泛收集鄉土民謠，編印成集加以推廣。他憂國憂民，任臺山任縣小學校長期間，正爆發抗日戰爭，親自組織師生下鄉唱歌演戲，宣傳抗日，鼓動群情。

　　李凌受一位友人的影響，曾立志到日本學習美術。1937年5月，他為了補習日語，到了上海。當時，上海正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他一踏上街頭，就被這股熱潮所吸引。一天，他出席了人民音樂家聶耳逝世兩周年的紀念會，站在人群中聽著全場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看到萬眾一心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全身的血液都在沸騰，心靈上體驗到從未有過的震撼。他第一次感受到，歌詠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作用，毅然放棄了去日本學美術的打算，選擇參與抗日歌詠運動為自己的志向。

　　1938年，李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考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可因他擅長廣東音樂，會演奏二胡、月琴、小提琴，學了7天便經呂驥同意轉到音樂系，從此確定音樂為他的終生事業。翌年，他作為二胡樂手，參加由冼星海親自主持的《黃河大合唱》演出活動。1939年底，正當抗日戰爭進入艱難時期，他受黨的派遣，到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心臟──重慶，開展新音樂運動。

　　二、全力培養新音樂骨干隊伍

　　抗戰前后，由于共產黨的號召和新音樂工作者的努力，重慶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和全國一樣蓬勃發展，歌詠社團成為黨在國統區的團結和發展的進步力量，以及爭取教育青少年的一個前沿陣地。李凌一到重慶，便身體力行地投入抗日群眾運動，在很短的時間里，組織了音樂社團，與趙諷、林路等辦起了《新音樂》月刊，刊登抗日歌曲和文章，通俗易懂，愛憎分明，深受廣大青年歡迎。他們通過歌詠活動，團結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和教職員工，工作相當出色，而《新音樂》月刊成了當時的進步刊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張穎，將李凌他們的工作情況，向時任的負責人周恩來匯報，周恩來十分滿意，讓張穎請李凌到曾家巖50號來。那時候，李凌還不是共產黨員，為了避開特務的盯梢，便提前到達并當晚住在那里。一位普通青年，得到一位偉人的接黨領導的接見，令李凌激動不已。周恩來很隨和，細心地詢問李凌和朋友的們開展新音樂活動的情況，肯定他們“這樣做很對”。對李凌他們把刊物作為推動內地抗日歌詠運動的聯絡工具，促使群眾性的新音樂運動活躍起來，配合當地青年運動工作，把廣大青年爭取到抗日戰線來，贊揚“這種做法很好”。周恩來特別強調，希望李凌把陜甘寧邊區的新歌介紹給國統區人民，使歌詠運動注入新的血液。周恩來還一再開導李凌：“這里和延安不一樣，要注意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

　　李凌他們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明確樹立對新音樂藝術的觀點，有理有節地反擊御用音樂家對新音樂的污蔑和攻擊，壯大新音樂工作隊伍，同時著力擴大音樂界的統一戰線工作。李凌在四十年后一篇回憶錄中寫道：“周總理這次接見，一直是指引和鼓舞我們前進的動力。”，抗戰勝利后1945年冬，周恩來讓助手通知文藝界人士：“將國統區的文化活動中心轉移到南京和上海。”李凌他們迅速到了上海，建立新音樂總社及上海分社，繼續出版《新音樂》月刊，并和廣州、昆明、重慶、貴陽等地分社加強聯系，分別出版《新音樂》華南版和昆明版。同時辦起上海中華音樂院，成立多個界別的歌詠組織，推動上海以大、中、小學生和職工為主體的歌詠運動，使上海和全國各地爭取民主的歌詠運動風起云涌，以“唱出一個春天來”為口號配合整個國統區的群眾斗爭，掀起一股聲勢浩大的革命洪流。隨后，新音樂運動緊密配合黨領導的“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運動，取得較大的成果，特別是通過這些活動鍛煉出一支新音樂的骨干隊伍。

　　1947年春，隨著“反內戰”運動的升級，上海的革命形勢突變。李凌當時負責新音樂總社工作，根據黨組織決定，他于3月8日轉移到香港。隨即，他與胡均、陳新生等人，創辦了香港中華音樂院。這是新音樂社辦的第三間社會學院，受黨的南方局文委會直接領導。香港中華音樂院的成立，很快便成為全港以至東南亞的音樂活動中心。1947年底，組織香港幾十個歌詠團，聯合舉辦了規模龐大的星海紀念音樂會。1948年春節，又舉辦影響更大的千人大合唱，當年夏天還隆重排演了大型歌劇《白毛女》，5天的門票不用半天就賣完。他們同時創作、演唱了一大批如《祖國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等新音樂作品，迎接祖國解放事業勝利的到來。

　　李凌在香港，除了辦好《新音樂》月刊，還在《華商報》、《文匯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開辟音樂副刊，闡述新音樂藝術的觀點和主張，對海內外讀者影響很大。李凌在香港，團結、培養了一大批新音樂工作者，后來成為由中央到各省市音樂界的中堅人物。

　　三、開拓新中國音樂事業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李凌受命于周總理，力肩參與創建新中國音樂院團重擔，其中創建中央樂團的經歷尤為艱辛。中國是一個泱泱大國，卻沒有一個像樣的音樂藝術團體，過去上海有一個較完整的交響樂團，可指揮和演奏員幾乎都是外國人。面對“一窮二白”的現實，從哪起步建設中央樂團呢？李凌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心中有底，首先抓“人”。他從全國各地物色人才，然后以“送出去，請進來”的辦法，選送一批骨干出國留學，如嚴良壁、李德倫、韓中杰、司徒志文、盛明耀、張仁富等等，成為新中國首批公派音樂專業留學生；同時聘請一批外國專家來北京講學和辦各類培訓班，培養出一大批急需的音樂專材。李凌，這位中央樂團首任團長兼黨委書記，以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人格魅力，在團內帶頭沖破上級和下級、左派與右派、土與洋等等人為設置的障礙，令拔尖人才蕓萃，形成為了人民音樂事業上下一心、勵精圖治的局面。他用較短的時間，使中央樂團成長為包括交響

　　樂隊、合唱隊、獨唱獨奏組的較完備的音樂藝術團體。他親自找到時任北京市長彭真，硬是將全團四、五百人，全部遷往和平里模范住宅區，令其他單位羨慕不已。他四處游說，將六部口的一家電影院改建為北京音樂廳，使樂團有了自己的固定排練演出場地。他敢于承受各方的壓力，愛才重才護才，讓一批家庭背景、歷史原因、求學經歷各自不同的音樂家免受沖擊、發揮才干。他對待人際關系，回歸到互相尊重、互相關心的純樸、自然的親情之中。歌唱家羅天嬋、劉淑芳，一個說他“像父親一樣”，一個說他“比父親還親”。

　　在李凌領導期間，中央樂團在北京舉辦了近400期“星期音樂會”，還開通了“音樂大篷車”在全國巡回演出，一大批音樂家為廣大觀眾所熟悉，一代人通過他們欣賞到世界上最優秀的音樂作品，中央樂團在國內外擁有極高的聲譽。那段日子，正如大提琴家司徒志文說的，人們把中央樂團稱為“李凌時代的樂團”。音樂理論家劉新芝更認為：“李凌時期的中央樂團，心氣兒上最攏，一個意氣昂揚的時期，是中央樂團的黃金時代。那個時候大家都想在事業上干出些成績，李凌又能把人攏住，出作品、出人才，是中央樂團的全盛時期。”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曾有個羅德·賓，當年他到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創造了一個歌劇院的輝煌，美國音樂界至今仍然推崇他。李凌是中國的羅德·賓，他的領導風范和管理風格，則是中國音樂界掌門人的楷模。新中國成立后那十多年，李凌還歷任中國音樂學院副教導主任、院長，中央歌舞團團長。他雖然日理萬機，卻不忘揮筆撰文，既評述專家成功經驗、加以推崇，又多方扶持新人，促其成材，身體力行地為新中國音樂事業的繁榮熬盡了心血。

　　四、致力重振樂壇雄風

　　李凌這位新中國音樂事業的“開國功臣”，在“文革”風暴中也遭厄運，被列入“專政對象”。在“牛欄”中，他表現達觀、執著，從不放棄生命中的每一天。他在挨斗之后，或勞動之余，在拾來的香煙包裝紙的背面，精心設計了230多張美術字稿，并妥善保存。后至1978年，他自費出版了《美術字集》，每冊只收工本費五角，此事傳為佳話。風雨過后，李凌復出，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他面對飽受摧殘的音樂事業，不怨天不尤人，一心做好音院團的重組工作，而著重點在于培養人才。1977年秋，他調到中央歌劇舞劇院不久，他的女兒妲娜發現青島一個名叫呂思清的七歲小孩，學拉小提琴很有天分，要到北京找專家拜師，有個別老師認為這小孩學的不正規，不同意吸收。聽過其演奏后，李凌覺得是根好苗子，便專門帶他到中央樂團，請楊秉蓀、盛中國等再昕一遍，都認為基礎不錯，便收呂思清為學生。鄧小平知道此事，在接待一位外賓時曾說道：“我們歌劇院院長，發現一個的學習拉小提琴的天才。是天才就要很好關心他，盡快設法使他成長。這時，中央音樂學院雖已恢復，但少兒班在“文革”解散了，校舍也給人占用了。李凌找趙諷商量，幾經艱苦重辦少兒班，令呂思清等一批有音樂天賦的苗子入了學。1980年，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來我國，和中央樂團聯合演出。通過他推薦，梅紐因把呂思清等幾個人，帶回英國進修。幾年后，呂思清獲得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比賽一等獎，隨后又到美國深造，成為國際公認的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的成長軌跡，是他精心培養拔尖人才的一個縮影，而他擔任中國社會音樂學院院長、中國函授音樂學院院長期間，更是全力為全國音樂愛好者和數十萬中小學音樂教師提供一個進修、深造的基地。

　　李凌對民族音樂情有獨鐘。中國音樂學院，是造就民族音樂人才的最高學府，在“文革”中慘被撤銷。他寫信給鄧小平，提出復辦中國音樂學院得到贊同。但復辦不久，原校舍恭王府要收回修復，他又為籌建新校舍著急，再次請示鄧小平，獲批在四環北路劃地94畝創建。他親自參與繪畫藍圖，特別在南面臨街修建一個對外演奏廳，旨在將中華民族音樂引向全國、推向世界。

　　五、德藝雙馨的教育工作者

　　中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彭麗媛在《懷念李凌老師》一文中提到：“李凌老師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眾多學生中的一個。李凌老師是我國樂壇有名的‘伯樂’，他愛才、識才、惜才，由他慧眼發現和提攜的人有很多，我是其中之一。”1981年初，彭麗媛作為前衛歌舞團的歌手到廣州參加“羊城音樂會”，在所住的賓館遇到時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音樂學院院長李凌老師。在與其交談之中提到，年輕人如果只憑自身條件好而不刻苦學習，只能是一個“歌匠”，要努力成為一個“家”。并建議彭麗媛到中國音樂學院繼續加強學習。后來，彭麗媛在中國音樂學院獲得了8年學習的機會。在彭麗媛的自述中稱道：“這8年是我藝術生涯的一個重要階段，李凌老師起了不可替代的‘伯樂’作用”。

　　李凌做事認真負責，培養教育人很有水平，教學上既重基礎又重提高，既重外來又重本土。他把彭麗媛引進中國音樂學院后，結合其自身的特點和發展方向，量身確定了系統培養的整體思路，親自組織實施。特地把一位聲樂專家從中央樂團選調到中國音樂學院，還指導安排了諸多風格不同的名師對其精心教導。李凌老師獨具匠心的眼光和系統培養的方式，讓彭麗媛接觸到更多藝術高人、領略到更多藝術風格。后來彭麗媛在藝術道路上取得的成績，都離不開他的教導有方。

　　李凌老師以高尚師德、人格魅力、學識風范教育感染別人，為人真摯，誨人不倦，助人為樂，但從不圖回報。彭麗媛曾經提到：“我剛到中國音樂學院的第三天，他就帶我下了一次‘館子’，讓我品嘗了地道的廣東菜，餐后還帶我欣賞了一場精彩的演出，那場演出我一直記到現在，那就是——郭蘭英老師‘告別舞臺歌劇片段音樂會’。當時，他只有兩張票，他自己的女兒都沒機會去看。”

　　李凌老師教書育人、桃李天下，但總是淡泊名利、甘為人梯，當彭麗媛等眾多學生取得輝煌成績后，他從不宣揚他對學生們的精心培養、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每當學生們向他表示感謝時，他總是謙遜推辭，歸功于其他老師。李凌老師的伯樂之眼、栽培之德，他的為人之道、育人之道，值得后人們去學習。

　　六、輝煌成就

　　1984年，李凌擔任主編，親自牽頭經過數年的艱苦工作，編輯了《中華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為民族音樂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中華民族民間器樂藝術，是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寶貴財富，其歷史之久遠，品種之多樣，特色之鮮明，傳播之廣泛，為世界器樂文化所罕見。由于這份珍貴遺產主要保存在民間藝人身上，“人在藝在，人逝藝亡”，如不及時搶救就有失傳危險。為此，國家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民族委員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于1979年聯合發出通知，廣泛開展普查、收集、整理，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分類出版文獻性叢書，《中華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就是其中一種。他率領編輯部成員不負眾望，終于以省、市分卷的形式，編印出版了音、譜、圖、文并茂的編幅浩大的《中華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作為一位當代杰出的音樂評論家，李凌同志才思敏捷，目光銳利，執著勤奮，學識淵博，著作等身。他從四十年代開始發表音樂評論文章，健筆縱橫六十年，發表了數百萬字的評論文章，許多評論是音樂史上的經典之作。李凌同志的著(譯)作包括《新音樂教程》《廣東音樂》《音樂雜談》1—4集、《音樂淺談》《音樂漫談》《音樂漫話》《歌唱藝術漫談》《音樂美學漫筆》《音樂美學漫談》《音樂藝術隨談》《音樂與詩詞漫筆》《中國音樂傳說、故事集》《遙念》《音樂札記》《秋蟬余音》《音樂流花》《樂海晚霞》《音樂流花新集(續集)》《樂話》《羅馬尼亞音樂》《美學字集》《聲樂知識》(譯)、《自修和聲學》(譯)、《蘇聯音樂》(合譯)等；主編了《新音樂論文集》《迎接美育的春天》《世界音樂教育集粹》《音樂藝術博覽》《中國影視歌劇歌曲精選》《中國抒情通俗歌曲精選》《中國民歌精選》《中外民歌大全》(2集)、《中國少年兒童歌曲精選》《中外少兒歌舞精選》《中國合唱歌曲精選》《中外少兒優秀合唱歌曲精選》等。此外還創作了器樂曲《南國組曲》、民族管弦樂組曲《鄉音》及舞劇音樂《鑄劍》等。李凌1990年被英國選入《世界名人錄》，1991年被國務院評為有重大貢獻藝術家，2001年被授予首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終身名譽勛章。

　　七、情牽故鄉

　　李凌的音樂天賦，始發故鄉的“八音班”。他身在北京數十年，心中常牽著廣東、臺山，紐帶是嶺南藝術瑰寶之──粵劇、粵曲和廣東音樂。在延安，經時任總參謀長葉劍英提議，他與廣東籍音樂家組成“五架頭”，在駐地演奏廣東音樂。

　　在北京，他1953年編著出版《廣東音樂》（1-2集），1956年發表《怎樣欣賞廣東音樂？》專題文章，為傳承與發展廣東音樂操心勞力。

　　在臺山，他每次回鄉都特意會見臺山的廣東音樂工作者，了解情況并提出建議；臺山成立粵樂研究會，他寄來賀詞加以鞭策；臺山農民藝術團赴京為全國第二屆農業博覽會演出，他剛治療出院要人攙扶著，也趕來觀看家鄉文藝工作者的表演，與剛剛走下舞臺的臺山廣東音樂隊樂手們促膝交談、照相留念。

　　在美國，他主講的學術報告課題是《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研究近況》，還特地走訪臺山人主辦的幾個民間音樂曲藝社團，為廣東音樂在海外廣為傳播而興奮不已，回國后撰寫了《在美華僑熱愛廣東音樂》等文章大力推崇。南下羊城，他最愛欣賞的是廣東音樂、粵曲、粵劇的表演，撰寫了推介紅線女、譚佩儀、林錦萍、潘楚華、倪惠英、黃金成、余其偉等藝術成就系列評論艾章。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心中的情驚：“我想，廣東音樂經過一段時間的回思、醞釀、積聚精力，多方探索，以求突破，將會出現新的成就，這是可以期望到的。”

　　2003年11月3日，李凌在北京逝世，他一生歷經輝煌與數次磨難，其品格、精神、風范與巨著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永遠學習銘記。